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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煤炭调查问题:去煤不可太急,能源转型不能冒进
字号:[    ] 发布时间:2021-12-13 08:53:37 来源:经济日报 发布人:高玉洁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能源供需博弈,让煤炭重新成为舆论焦点。

  煤价一度如“野马脱缰”

  截至11月底,全国电厂存煤已全面超过去年同期,达历史最高水平。这意味着,今冬明春发电供暖已无缺煤之虞。

  煤价一度如脱缰野马。中煤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汤保国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从事煤炭销售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疯狂”的煤市,这暴露出行业对煤炭供需形势的估计不足。

  当晚,国家发展改革委连发三文,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行干预措施》,引发市场震荡,动力煤、焦煤、焦炭期货价格应声大跌,此后数日煤炭期货品种价格更是连续回落。

  一场煤炭保价稳供战就此打响。长期位列全国产煤省份产量前三的晋陕蒙率先启动响应机制,相关中央企业更肩负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职责使命。在一系列组合拳下,煤炭供需紧张状况得到有效缓解,煤炭价格也逐步回落到相对合理水平。

  煤炭为何如此“疯狂”

  1993年以前,我国煤炭行业以计划经济为主,煤炭由政府定价,价格长期低于价值,煤炭企业靠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生产。此后,国家开放除电煤外的其他煤种指导价,煤炭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外市场变化影响,煤炭市场严重供大于求,煤炭价格大幅回落,这轮红利戛然而止。

  华能集团能源院市场与电改研究部主任、博士后潘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煤价第一次冲破1000元大关是2008年,当时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全球经济过热阶段,各国货币超发,加上雨雪冰冻天气等因素促成煤价大涨。而今年的煤炭供需矛盾,与当年有不少相似之处。

  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经济和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肖新建看来,今年煤价上涨的主要原因系供需失衡,但首要原因还是需求增长远超预期。

  “预计仅火电生产,就可以拉动煤炭消费增加约2.5亿吨,这是近10年来没有的。”肖新建说,从供应侧来看,煤炭供应未能同步跟上需求增长。前三季度,全国煤炭生产29.3亿吨,同比仅增长3.7%,远低于火电发电量两位数的同比增速。

  记者在中煤集团了解到,在中煤集团山西平朔矿区,煤炭保供期间发往港口的运煤列车从每天17列增加到22列,一列运煤车多达100余个车厢,遇上雨雪需要人工一铲子一铲子除雪才能装煤,否则煤炭运到港口后就因冰冻而无法卸车。仅这小小的生产运输环节,就限制了煤炭的供应效率。

  此外,在煤炭价格上行预期中,市场主体惜售、囤积等不理性行为,进一步加大了特定时段、特定地区的供需失衡,增强了煤炭价格的上行动力。而市场上存在的一些资本炒作因素,也人为放大了恐慌情绪,给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带来扰乱。

  当前,煤炭价格已回落至低位。但此轮煤炭供需矛盾与历史上的历次波动不同,煤炭去产能、电力体制改革、“双碳”目标、安全环境监管等多重因素互相交织,充满了复杂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小散乱煤矿、超产煤矿、未批先建煤矿等不合规产能大量存在,缺乏刚性约束,在煤炭资源浪费、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引发很多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苏铭认为,煤炭“去产能”淘汰的是落后产能,我国煤炭供应能力是在不断增强的。

  在汤保国看来,“燃煤之急”暴露出煤炭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

  煤炭效率水平不平衡。从煤矿结构看,先进高效大型现代化煤矿与技术装备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安全保障能力弱的落后煤矿长期并存;从企业结构看,少数资金实力雄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煤炭企业与大量技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经营困难的企业长期并存,制约行业整体效率。

  问题的背后,是我国能源转型不可回避的两大矛盾:一是不断攀升的用能需求与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二是高质量清洁能源需求与低质量化石能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在“既有能源用、又没有污染、价格还便宜”这个“能源不可能三角”制约下,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空气污染,煤背锅;电力保供,煤担当。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煤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煤究竟是“黑金”还是“黑锅”?煤炭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2020年,探明可直接利用的煤炭储量1.75万亿吨,占世界储量的13.3%;煤炭产量38.4亿吨,居世界第一位,出口量仅次于澳大利亚。作为煤炭大国,煤炭供应紧张令人措手不及。

  从2016年开始,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5年间累计退出产能10亿吨,淘汰和关闭了大量煤矿。同时,有关部门严控新增产能。2016年,《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需新建煤矿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数据显示,2019年,国家能源局批复新增煤矿产能6840万吨,2020年下降至2330万吨;今年1月至3月,仅有1470万吨。

  数据显示,我国煤炭生产集中度不断提高,山西、陕西、内蒙古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超70%。传统的东北、京津冀、华东、中南、西南等主要产煤区,产量大幅下降。这意味着,煤炭运输或煤电出力都需要通过远距离调拨实现。近期发布的地方经济三季度数据显示,地区生产总值排前面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地,与煤炭主产区都有较大距离,增加了煤炭保供的难度。

  华能集团燃料部市场研究所处长张海林表示,我国煤炭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和配置,形成了“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格局,随着煤炭产能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运输距离变长,全国供应弹性减小,增加了稳定供应的难度。可考虑加强煤炭产能弹性及社会储备能力建设,和宏观数据分析预警,以保证煤炭供求稳定。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这3亿至4亿吨约占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十分之一。如果北煤南运,运费价格很高,东南沿海城市就会选择从印尼等国进口煤炭,通过海运降低运输成本。为此,为调节国内市场,这一渠道仍需畅通。

  10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决定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燃煤发电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

  促进煤炭供需平衡,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节约用能不仅是美德,在电力、煤炭紧缺的情况下尤为重要。我国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应以更大力度节能降耗。

  如果对煤没有准确定位和认识,未来“煤荒”可能还会重现。这是调研中煤炭和煤电企业的共识。

  首先是控制总量。“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在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出台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中得到集中体现。

  转型的前提是保障能源安全。专家表示,只有发挥好煤炭兜底保供作用,以及煤电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作用,始终牢牢守住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底线,才能有效避免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问题,推动能源转型平稳过渡。

  目前,我国每年开采的煤炭资源60%用于发电领域;同时,在我国电力装机结构中,50%左右都是煤电。这决定了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必须要在煤电上做文章。

  虽然我国大型发电站发电效率已达较高水平,但中小型煤电机组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我国30万千瓦上下的中等机组大概有4.5亿千瓦装机容量,还有大量5万千瓦左右的小型电站和自备电厂。

  即使有可替代煤炭的能源,碳达峰后煤炭仍有用武之地。汤保国表示,必须将煤炭上升到国家能源安全“兜底保障”的新高度做出新定位,持续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篇大文章,不轻易转移对煤炭的注意力,不轻言“去煤化”。煤炭应逐步由主体能源向保障能源、支撑能源演变,即使将来全面实现了碳中和,电力调峰、钢铁生产的碳质还原剂和为缓解油气对外依存度保障能源安全的兜底能源都离不开煤炭。据测算,到碳中和时,我国年煤炭需求量仍需12亿吨左右。

  在双碳目标下,让黑色的煤炭“绿”起来,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唯一选择。如今,留给煤炭产业转型发展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煤炭行业必须勇敢地迎接挑战,走出“市场好时无心转型,市场差时无力转型”的怪圈,坚定不移地走好转型发展之路。(经济日报调研组成员:徐涵 顾阳 黄晓芳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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