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走山西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劲民访了德国鲁尔地区，与企业家、官员、学者等进行了接触研讨。结合国内一些能源产地提出的“打造中国鲁尔”口号，他认为，山西省要更好地消化吸收鲁尔的经验，应充分认识两国国情的不同，注意我们与鲁尔的相似点和区别性，在比较中学习，在研究中借鉴。下面下面是他提出一些初步的比较：

    一、发展阶段不同
    德国是世界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工业化的历史较长。鲁尔区是德国传统煤钢基地。上世纪50年代及以前，鲁尔区钢铁产量占到全国70%左右，煤炭产量更高达80%以上，为二战后德国“经济奇迹”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包括鲁尔区在内的“欧洲煤钢联营”则是今日欧盟的雏形。以鲁尔的艾森12号矿井为例，在1903年就采用电力开采。我省煤炭大规模的工业开采基本上是在解放后开始的。从煤炭资源的赋存和价格比较来看，山西优于鲁尔。艾森12号矿井在上世纪50年，由于资源枯竭、竖井深度不断增加和工人工资的不断提高，吨煤成本是进口的2-3倍，毫无竞争力。依照国外有的学者的观点，德国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而我国目前才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的重化工发展阶段。发展阶段不同，主要的目标任务就不同。在重化工发展阶段，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很大，我省发展煤炭及其转化业是有比较优势的，我省处在一个再工业化的关键阶段。所谓再工业化实际上是在地区工业化发展至一定阶段，由于对市场时空环境不适应出现衰落，重新审视发展战略，根据所处自然社会条件对产业、产品重新科学定位，调整结构，培育新的市场环境，充实产业基础和提高企业素质，推进更高水平的工业化过程。再工业化过程是一个重新脱胎换骨的过程，不能把其当成原有工业体系的简单延续。特别是要对旧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理念进行全方位的变革。从这个角度来看，与新型工业化意义相近。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不同
    鲁尔产业结构调整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实行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60年代末开始，产业结构从煤钢占绝对优势转向煤炭、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等四大部门为主。1968年，鲁尔区迈出结构转变第一步，从旧厂改造入手，煤钢在经济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1979年，鲁尔区提出技术创新纲要，鼓励产、学、研合作，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推动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园区建设渐入高潮。推动了煤钢产业整合，加快了化工和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发展。1986年提出赋予区内4县11市更多自主权，以加速矿区振兴步伐。第二次转型始于90年代，目前仍在继续，并正在形成以机械制造、专门化工、汽车配件、能源技术等12个门类为主的多样化产业结构。1989年，鲁尔区推出10年振兴规划，将产业升级、矿区改造和城市建设融为一体，打造综合竞争力，并沿爱姆舍河两岸划出116平方公里进行重点发展。与此同时，鲁尔区振兴成为欧盟重点资助项目，更大规模的经济转型掀开新的一页。鲁尔区经历了30多年的转型，虽被称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典范，但贬议也一直不断，起码不能说目前已经大功告成。特别是德国经济整体面临的滞胀，给鲁尔区经济转型也带来一些障碍。北威州政府经济部负责鲁尔转型协调工作的乌尔夫诺尔说:“大工业的转型是非常复杂的工程，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我认为，山西调整产业结构也是一项艰巨、复杂、长期的任务，不会一蹴而就，要有长期作战准备。我们应该根据形势发展及时确定新的目标和政策。这些目标和政策不能只看短期利益。在具体的操作中，必须是在总体规划指导下分阶段实施，不要急于求成。
    三、国际化程度和分工不同
    德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在长期形成的国际分工中处于独特的优势地位。就目前德国能源问题而言，石油100%依赖进口，天然气80%依赖进口。煤炭90%以上依赖进口，其自给率不足10%。但随着欧盟东扩和经济全球化，这种能源的供给既具有较高的安全可靠性，也具有确实的经济可行性。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能源需求大，增势猛，自身缺油少气，煤炭相对富集，能源安全问题很大，不可能完全依赖别国。近年来，世界石油争端日益频繁，在可预见的将来，煤炭仍然是我国消费的主要能源(2004年占60%)。所以，包括山西在内的煤炭基地肯定还得大量产煤，西部地区的煤炭后续基地建设势必加快。这是我们研究今后山西发展问题时应该注意到的两个大趋势。山西不可能因过去基地建设中副作用明显而从此自行告别煤炭工业，但也不能年年无休止地增加产量。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在目前的基础上加快接替产业的发展。在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应该向国家争取一些对能源基地的补偿性和功能性政策，缓解煤炭产业对其它产业和社会带来的损害，其中部分反哺农村。
    四、国家和政府补贴能力不同
    多年来，德国各级政府一直对煤炭、钢铁、造船等传统产业进行补助，想使这些传统工业再具有竞争力。如1997-2005年对鲁尔的煤炭产业的补贴计划是90亿欧元，2002年补助37亿欧元。但对补助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不少。德国《经济周刊》主编布龙认为：鲁尔区的改造绝对是一个失败的教训。北威州政府以经济补助形式挽留外流人口的做法也成为经济界批评的目标。据介绍，在鲁尔核心区至今仍然有15%的就业人口依靠政府的补助在煤矿就业。联邦政府后来逐渐认识到：对传统大工业的资助是得不偿失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更大了。因此近年来调整了资助办法，减少了对煤炭、钢铁、造船等部门的资助，只资助其环保、废厂房利用等项目，把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帮助该地区投资生产新产品，扶持当地的新兴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原来单一产业结构的企业也逐渐演变成了多产业的企业，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兼并或合并。同时资助再就业培训，使从传统大工业裁减下来的人员，能够在新的岗位上就业。我国各级政府的财力有限，老的“欠债”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更多，对单一行业和地方的补贴支持不可能太大太久，何况单纯靠补贴也解决不了结构调整的根本问题。
    五、大众消费和需求不同
    德国的城市化进程早于工业化进程。矿(厂)区一般都在中小城市里。矿工们的收入和养老保险金比其他工人高20%，生活水准和社会地位不低。他们的后代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形成了对文化艺术、体育等的很大消费。如鲁尔的足球在德国是比较有名的。因此在老工业基地转型中，产业转社会、第二产业转第三产业是可能和必须的，政府办社会是其应尽的义务。2001年，北威州政府的申请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埃森煤矿成为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成为了鲁尔区经济转型的标志。发展旅游业为主导的服务性行业也成为鲁尔区转型的重点策略之一。但是鲁尔区开拓工业文化旅游的项目至今还没有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应。山西现在总体上处在由温饱向小康的过渡之中，能实现的有效需求不足，大众第一位的需求还是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特别是我们相当多的矿工实际上根本不能算产业工人，还是农民，是在艰苦的矿区透支劳动力。企业办社会的负担还依然较重。所以在产业转社会方面，政府可以大有作为，做好多事情，如利用部分城郊的废弃工矿区，面向特定人群进行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医疗救助等。
    六、体制和机制不同
    市场机制和竞争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扶持，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服务。比如，州长和经济部长出国访问，随行团主要由中小企业负责人组成；对于经由科研、中介机构评估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政府给予贷款担保；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产品，政府给予拨款支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德国老工业基地改造得以进行的重要基础。政府实行科学决策和优质服务需要我们学习。在德国，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都要聘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和专家学者进行科学论证。比如，政府要制定发展规划，就需要建立一个由行政管理界、企业家代表、工商行会代表、工会代表、银行代表、市民代表共同成立的委员会对地区发展规划进行评判。同时要成立农业、旅游、文化、企业创业、电子信息等专家委员会，依靠这些委员会为地区发展制定实施方案。政府在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前对其发展前景进行评判，并不是由政府官员直接来做，而是依靠工商行会来做，在技术方面专门聘请专业背景不同、方向不同的多个专家，由他们对企业申报的项目进行前期诊断和预测。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提供服务。政府工作人员要求不仅要有经济头脑，学会项目管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接待市民，服务市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政府要吸引市民来居住，要吸引企业来创业，就必须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我省在今后几年内尤其要在国有、集体企业向民营经济转化上取得新突破，在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方面取得新突破，用开放促进发展，用开放倒逼改革。在目前，我们不要惧怕别人对以资源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的批评，真正危机的是我省“开放能力缺失”，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一曝十寒，形不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七、环境承载能力不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鲁尔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不少矿区浓烟蔽日，煤渣满地。现在大部分矿山和钢铁厂关闭了，郊外随处可见茂密的森林和绿色的原野；城市到处是绿荫环绕着的高科技产业园、商贸中心或者文化体育设施，“在公园里就业”的口号已经成为现实。据介绍，开始转型时，煤炭和钢铁行业对缩小规模持十分抵触的态度，许多工人用示威和拦截道路的方式表示反对。但是州政府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后，随即分批买回了这些闲置的矿区土地，进行评估处理，让其重新成为新的工业用地、绿地或者居民区。我们的土地所有权是国有，按理说应该更容易操作。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经济和谐的过程中，必须有具体的行动。山西省具有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西部生态保护性开发的复合特点。如果我省的发展目标在时空上相互冲突，不可协调，环境问题将成为最大的制约因素。实事求是地讲，由于我省目前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污染治理和控制的任务相当艰巨，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准备，经济振兴和生态振兴不可能完全同步。但是区域崛起应当由经济崛起和生态优化两部分构成。一个没有生态优化指标的区域经济崛起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说山西对能源原材料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主要在经济方面正确的选择的话，我们也应该充分意识到，生态化的区域政策同样会产生丰厚、持续的回报。因此，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其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应当是包括生态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振兴目标。在实际操作中，也要始终贯穿生态理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量最小化，在生态破坏最低化的基础上发展再工业化。
    八、科技教育发展程度不同
    产业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大量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才。为了适应这种转型，从1961年开始，鲁尔区的城市如波鸿、多特蒙德、埃森等陆续建起大学。13年内，这里从一个没有大学的地区成为欧洲境内大学密度最大的工业区。特别是他们把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作为其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培养造就了大批品质优良、训练有素、有文化、有技术、懂管理、会经营、善于实践的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企业和学校共同承担的，学员一边在学校学，一边在工厂学，形式灵活多样，效果非常明显。德国还十分重视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政府有专门针对年轻人创业而进行的各类培训，采取各种措施调动年轻人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年轻人创业贷款的利息比私人银行贷款利息低，开发新产品，搞研究，政府会给予一定的拨款。鲁尔区重视技术的市场化，这里有一个从技术到市场应用转化的体系，所有大学和研究所都有“技术转化中心”，以帮助企业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尤其是那些资金不雄厚的中小企业，可以从这些转化中心获得技术，应用到生产实践中。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应该认识山西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的目标和鲁尔是相同的，但实现目标的方式肯定是不同的。鲁尔有鲁尔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后发优势。比如经济全球化、产业转移缩短了吸纳先进技术的距离，国内外分工中可以挖掘我们的比较优势，信息流更为快捷，生态意识已成为社会意识。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振奋精神，实事求是，抢抓机遇，发展竞争力的产业。我省应抓住目前国内外产业结构转移和省内经济增长的有利时机，增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措施，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 作者：山西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