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签订《京都议定书》的那一刻起，温室气体减排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减排不仅可以改善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减排量还可以卖钱。

    瓦斯的主要成分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减少瓦斯排放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有重要意义。减排瓦斯也可以卖钱，比减排二氧化碳能卖更多的钱。这对煤炭企业无疑是件好事。怎么通过减排瓦斯卖钱呢？申请CDM项目。

    CDM是何物？

   CDM全称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即《京都议定书》中提出的清洁发展机制。

    《京都议定书》自2005年2月16日起正式生效，它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里程碑式协议。它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规定了发达国家2008年至2012年的减排义务，以法律形式要求发达国家控制并减少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 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没有硬性减排约束。

    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对于发达国家来讲，需要高昂的成本，减排１吨二氧化碳的成本在１００美元以上。根据日本一个经济模型测算，在日本境内减少二氧化碳的边际成本为234美元/吨，美国为153美元/吨，欧洲国家为198美元/吨。而发展中国家减排１吨二氧化碳的成本为几美元至几十美元。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上投入资金、技术，帮助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而购买这些减排量，以完成自己承诺的减排任务。

    因为CDM既解决了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问题，又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问题，所以被公认为是一种“双赢”机制。

    2006年，我国就有煤炭企业开始申请瓦斯综合利用CDM项目。随后几年中，更多的企业加入了这个行列。几年下来，情况如何呢？

    一个CDM项目孕程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在瓦斯综合利用CDM项目申请上，走在全国的前列，并已尝到了甜头。2009年，该集团的两个CDM项目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量80.8万吨，全年全部减排交易收益6602万元。

    2006年，山西阳泉煤业集团与欧洲碳基金和英国CAMCO国际碳资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共同进行CDM项目合作，申报了80万吨瓦斯在氧化铝焙烧炉利用项目和9万千瓦瓦斯发电项目。两个申报项目分别于2007年4月7日和5月22日在EB（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并相继获得CERs（经核证的减排量）签发。

    “项目业主CDM收益是从获得CERs签发开始的，这也是CDM项目获得收益周期很长的根本原因。”清能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吴宏杰说。在得到CERs签发之前，一个CDM项目其实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孕程。

    一个典型CDM项目的开发分两大步：项目开发和实施。项目开发包括项目设计、参与国的批准、项目审定、项目注册，项目实施则包括项目本身的工程建设、项目监测、项目核查核证及最终的签发交易。

    在CDM项目开发过程中，项目业主必须尽早地邀请开发机构进行PDD（项目开发文件）的编写，之后提交到国家发改委和DOE进行批准和审核。DOE是联合国认可的审核机构，它对联合国负责。最后，DOE将报告提交到EB。EB会委托技术专家小组进行注册之前的审核，完成审核后，项目才能注册。

    不是每个CDM项目都能像山西阳泉煤业集团的这两个项目这么顺利的。山西另一个著名的CDM项目——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寺河矿瓦斯发电CDM项目就好事多磨。

    在国家发改委、DOE和EB三者中，DOE毫无疑问是最难过的一关，它代表联合国对项目的方方面面提出问题。对于每一种类型的项目，联合国都有方法学规定，项目必须满足这些规定，才能被核证为CDM项目。是否满足方法学规定，减排量是不是合理，PDD提供的证据是否属实，项目监测方法、仪表、精度是否存在问题等，所有这些都必须由DOE进行审核。发现任何问题，DOE都可以向项目业主和开发方提出来，后者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不然的话，项目就可能被否决。如此反复。通常情况下，一个项目的开发可能要经过几十次这种来回的沟通。

    “DOE需要对每一个项目专门派一个审核员，审核员向DOE更高级别的评估人员进行报告，并直接与项目方沟通。但是，在晋煤集团寺河矿瓦斯发电CDM项目中，DOE的审核员频频更换，给项目审核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一位曾参与寺河矿瓦斯发电CDM项目开发的人士说。

    寺河矿瓦斯发电CDM项目的最终注册完成于2009年4月22日，比原来推迟了两年多。到2012年第一减排计入期截止，项目减排总量从2100万吨减少到了1200万吨，预期收益也减少了将近一半。

    CDM项目在联合国成功注册后，会有指定经营实体负责其减排量周期性审查和确定的过程。根据核查的监测数据、计算程序和方法，可以计算CDM项目的减排量。瓦斯综合利用项目90%的减排量来自甲烷的销毁，销毁1吨纯甲烷的减排量是21吨二氧化碳，因此瓦斯综合利用CDM项目的CERs一般都比较大，相应的，得到签发以后的收益也比较高。

    由于CDM项目开发涉及专业的方法学、经济、法律等问题，而且国际上的官方语言都是英语，目前国内企业申报CDM项目主要还是委托专业的CDM咨询机构，在这种合作模式下，CDM项目开发过程中的主要工作由咨询机构来完成，业主做的主要是提供相关资料。

    项目本身的风险和成本

    如上所述，CDM项目的收益，是从得到CERs签发开始的。据吴宏杰介绍，一个项目从准备到得到签发，大约需要三年，清能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开发的项目中，时间最短的是两年。

    从项目开发、设计PDD、国内批准、EB注册到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包括技术、行业、财务、市场、不可抗力等，而且并不是所有在国内获准的项目都能在EB成功注册。比如，在EB第51次会议上，包括内蒙古辉腾梁风电场二期项目在内的11个中国项目被拒绝注册，其中有10个为风电项目，这也是今年EB拒绝中国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截至2010年3月， EB已经拒绝了中国50余个项目。

    “一个CDM项目申请费用在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这跟项目类型和减排量大小有一定关系。”吴宏杰说，瓦斯综合利用项目减排量都比较大，其费用也高些。主要包括项目审定费40万元左右、注册费10万元左右和首次核查核证费30万元等。一旦注册失败，前期的所有投入都将打水漂。

    目前国内企业的CDM项目，大多数是委托咨询机构来负责的。自从CDM开始运作以来，国内大大小小开发CDM项目的咨询机构蜂拥而出。国内近年来组织了一些培训项目，确实有一批出色的研发人员，但总体而言，咨询机构的能力还有待提高，PDD编写水平参差不齐，致使瓦斯综合利用CDM项目的注册成功率并不太高。在金融危机期间，一批咨询机构和买家倒闭了。

    此外，瓦斯综合利用CDM项目的方法学较为复杂，在应用中，基准线方案的选取、额外性的论证、减排量的计算、监测计划的制定等对开发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方法学的准确理解及与DOE审核员的良好互动都是开发人员必备的素质。在这方面，各咨询机构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因此，对于项目业主来说，选择专业、高效的咨询机构是保证项目成功注册的重要因素。

    现行CDM项目审批机制周期长、手续繁琐，成本高，政策风险大和缺少必要的救济机制，已经成了减排工作的负面因素。但一位原DOE认证师说，联合国标准在不断发生变化也是不得已，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很多规则的理论和科学基础还在探索中，标准必然也在变化中，肯定得牺牲一些效率，换取真正对全球减碳有用的机制。

    中国瓦斯CDM项目现状

    CDM是中国企业得以参与到全球强制性碳排放权交易中来的惟一桥梁。

    截至2010年4月29日，中国政府已批准了2443个CDM项目，其中787个已在EB成功注册，得到CERs签发的218个。据EB统计，已经得到签发的中国CDM项目的减排量，占到全球总数的59.83%。 

    然而，中国CDM领域离成熟阶段还有不小的距离。尽管CDM发展迅速，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对技术要求不高的风电、沼气等资源依赖型CDM项目遍地开花，而工业改造型项目在中国仅仅开始涉足。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共有83个瓦斯综合利用CDM项目得到政府批准，其中26个已经在联合国成功注册，得到签发的共9个，各项指标所占总数比率都低于5%。

    已经得到签发的9个瓦斯综合利用CDM项目分别是：安徽淮南矿业集团潘三矿煤矿瓦斯的利用与销毁项目，山西阳泉煤业集团瓦斯在氧化铝焙烧炉利用项目，安徽淮北矿业集团海孜、芦岭煤矿瓦斯利用项目，山西阳城县煤矿瓦斯综合利用项目，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阳泉分公司煤矿瓦斯利用项目，山西阳泉煤业集团9万千瓦瓦斯发电项目，河南郑州煤炭工业集团煤矿瓦斯综合利用项目，河南义马煤业集团煤矿瓦斯综合利用项目，山西焦煤集团杜儿坪煤矿瓦斯利用项目。

    由于瓦斯综合利用CDM项目前期投资较大，一般项目业主在项目前期即寻找合作伙伴，与愿意部分承担前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国际买家合作，以帮助分担风险。目前国内企业大都先将项目委托给一个咨询机构，然后再由咨询机构去找买家，并负责项目的技术开发。在这种模式下，虽然项目开发成功后CERs的价格可能相对较低，但项目建设进程会很快，而且开发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转移。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的统计显示，企业的CDM项目在得到政府批准时，90%以上都已有了国外合作者。

    瓦斯综合利用CDM项目的经济效益，随着CERs的相继签发，已经逐步显现。在经济和环境保护双重效应下，中央和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进CDM项目。如山西省发改委决定，继续推进CDM项目的开发与合作，打造和培养CDM项目开发队伍，建立CDM项目库、能源库；明确由山西省发改委及山西省清洁发展机制领导组办公室统筹CDM项目相关事宜等。

    尽管有政府的支持，CDM市场是一个涉及多国利益的复杂市场，国内外某些市场和政策环境，还是影响了瓦斯综合利用CDM项目的发展。

    虽然中国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但是碳交易定价权并不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

    据世界银行测算，目前发达国家通过CDM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需求为2亿吨至4亿吨，价格为15欧元/吨至20欧元/吨，最高时甚至达到25欧元/吨。

    事实上，中国的碳排放交易跟西方的碳交易有很大差距，信息的透明度不够，使得中国企业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中国缺乏定价中心，中国企业在出售二氧化碳减排量时，价格差只是当时国际市场交易价的1/2。2009年，为了打破中国CERs贱卖和定价权被国际买家掌握的困局，国家发改委为CERs制定了最低交易价格8欧元/吨，而此前中国CERs交易价格曾在4欧元/吨至5欧元/吨。

    国内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措施，主要内容有瓦斯电厂不参与市场竞价，不承担电网调峰任务；瓦斯电厂上网电价比照生物质能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执行，即每千瓦时补贴0.25元；瓦斯电厂自发自用部分实行每千瓦时补贴0.20元的优惠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远远没有得到落实，对瓦斯发电企业的财务平衡影响很大，相应的风险令许多煤矿不愿意投资瓦斯发电项目。

    同时，由于部门利益不一致等原因，瓦斯发电企业和电网公司的谈判很难成功，瓦斯发电上网难度大。如山西省吕梁市某瓦斯电厂和电网公司就并网协议谈了近一年，而申请物价局关于上网电价批复的过程也很艰难。由于这些关键性因素的不确定性，致使该项目一直不能进行PDD公示和安排DOE进行现场审定，CDM项目开发迟迟没有进展。

    此外，对于地方小煤矿，本身就因缺乏资金难以实现对所抽采瓦斯的综合利用，而且一个小煤矿瓦斯利用的相应减排量也不大，无法单独与境外合作商进行CDM项目的开发和合作。因此，国内瓦斯减排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引导。

    CDM项目的未来

    《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到2012年到期，去年哥本哈根会议又没有作出明确的政策调整，因此对于CDM项目的未来，目前是众说纷纭。

    “我们十分看好CDM的前景，至少到2020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很多同行及参与国际谈判的很多专家对2012年以后的前景也非常看好。”吴宏杰说。

    “CDM在过去的一个阶段运作非常成功。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为之埋单，足见各国的决心，如何让更多的国家埋单，需要一个更为公平的机制。如何让更多的行业参与到这个交易中，让小额的减排也参与到这个交易中，需要重新设计。”零碳中心中国区总裁陈硕表示。

    CDM未来作调整是必然的，但调整方向，依然南辕北辙。以欧盟为首的一方希望如《京都议定书》一样，CDM也发生根本性变化，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到减排义务中成为CDM买家，让更多的国家为二氧化碳埋单；以中国为首的一方则希望整个CDM框架不发生原则性变化，只是作一些程序和规则的调整；而新近有了减排任务的美国是否会加入CDM壮大买家队伍，使得CDM的未来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至于结果如何，或许今年年底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有个分晓。

    2012年以后CDM是否存在，尚未可知。但如果资源浪费、能效低下的状况继续长时间存在下去，不仅中国会成为CERs的净买方，而且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因此，现在就要着眼于节能降耗，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利用清洁能源。煤炭企业加强瓦斯综合利用是必然的，是否要申请CDM项目，可根据自身情况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