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老煤炭”，我的回答是：希望总在绝望中诞生。逆境之中，最关键的是清醒，只有清醒才能看清现实和前进的方向；绝地之下，最可贵的是信心，只有信心不滑坡，办法才比困难多；突围之时，最重要的是找准生路，只有找准生路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六期交融”：从艰难到煎熬
在全国经济新常态“三期叠加”、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特别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大趋势下，山西煤炭产业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突出表现为“六期交融”：
1、生存发展煎熬期。全省煤炭企业由困难到艰难、由艰难到煎熬，现在举步维艰。
2015年，全省煤炭综合售价263.02元/吨，同比降幅22.23%；比2011年5月最高时的656.10元/吨，吨煤下降了393.08元，降幅达59.92%。
秦皇岛5500大卡煤炭综合价格346元/吨，较去年价格（520元/吨）下降了33.46%，比2011年最高时（860元/吨）下降了59.77%。
2016年全国电价普降0.03元/度（对应75-90元/吨的煤价），必将转移到煤价，对煤炭企业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尤其是省属五大煤炭集团要维持正常“开门”，需要的现金流巨大，而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渠道单一的矛盾日趋突出，企业安全生产和维稳的压力与日俱增。企业之间“三角债”、“多角债”沉渣泛起，纠纷不断；企业之内职工要吃饭、保饭碗的呼声高涨，煤矿企业压力空前之大，
2、生产接续紧张期。为应对严峻形势，煤矿短期应对行为凸显，优先开采优质煤、成本低的煤、条件好的煤，打乱了正常的采掘布置，造成开采无序、接续紧张。部分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为了以量补价，在瓦斯抽采不达标的情况下，组织采掘活动。部分水害严重矿井在隐蔽致灾因素探查不到位的情况下，盲目组织生产。
3、结构调整阵痛期。煤炭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煤炭企业转型遇到技术、资金、方向等多方面的困境，面临着往哪转、如何转、靠什么转的问题，导致出现众多“休克”资源、“僵尸”企业。想转，转不了；想活，活不好。有的煤矿企业甚至还面临着转型失利之后的二次转型问题。
4、历史遗留问题凸显期。资源整合、矿井重组、关破改制、主辅分离、企业办社会等历史遗留问题，在经济下行时期更加突出。尤其是资源整合矿井，新老股东之间的股权纠纷，周边村民与煤矿企业之间的占地补偿、土地塌陷补偿、搬迁费纷争，严重影响煤矿企业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
5、产能集中释放期。全省现有煤矿已形成和批准总能力达14.53亿吨，2015年产量9.7亿吨，有接近5亿吨建设规模尚未释放；788座重组整合矿井中，已经投产301座、联合试运转64座，这些煤矿的产能还将陆续释放，这无疑将加剧全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
6、安全风险加剧期。受严峻经济形势影响，全省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集聚，处于生产事故多发的临界点、易发期。稍有松懈，“临界点”很容易转为“着火点”、“事故点”，“易发期”很容易转为“多发期”、“高发期”。
“六大风险”：从坐在“火盆子”上到坐在“火山口”上
如果说，严峻经济形势下，全国煤炭行业承受的安全压力急剧增大，那么作为产煤大省的山西，煤炭行业乃至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承受的安全压力与全国相比只会更多更大。形象地说，以前是坐在“火盆子”上，现在则是坐在“火山口”上。
2011年至2015年，山西查处结案的204起煤矿事故，2997名相关责任人受到责任追究，其中厅局级干部14人，副处级以上干部455人，追究刑责218人。2015年发生的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公司东沟煤业有限公司“2.13”较大水害瞒报事故，造成3人死亡，事故处理相关责任人71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24人，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罚款1.69亿元。由此可见，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下，地方领导和企业承受的安全生产压力之大。
概括而言，当前山西煤炭行业集聚的安全风险，可以归纳为“六大风险”：
1、经济下行带来的煤矿安全生产风险
（1）企业亏损严重，安全投入减少。到2015年底，全省煤炭企业已连续18个月亏损，煤价“跌跌”不休，屡创新低。部分煤矿不能足额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重大灾害治理投入不足。
（2）职工收入大幅降低，工资拖欠严重，职工队伍不稳。全省煤矿平均减发工资30%以上，拖欠工资3至5个月，多则半年至一年。
（3）以量补亏、以量保本、以量增利的问题突出，“三超”生产现象屡禁不止。
（4）企业领导为了保生存、保吃饭，忙于跑市场、跑银行，分散了抓安全的精力。
（5）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流失严重，技术力量弱化，民营企业尤为突出。
2、资源整合矿井潜在隐患突出
（1）整合矿井隐蔽致灾因素多。整合前，全省合法乡镇小煤矿最多时6000多座，非法小煤窑难计其数，整合后遗留下大量采空区，小煤窑地质资料不清，图纸不实，潜在隐患多。
（2）国有重点煤矿集团前些年“高点”兼并重组的部分煤矿，资源储量不实，现在有的已投入巨资，有的尚未开工建设，骑虎难下。
（3）部分矿井明整暗分，没有做到真接管、真控股、真投入，存在安全管理的“真空”。
（4）整合重组后由于投资、管理跟不上，民资入股和层层转包现象“死灰复燃”，安全隐患成倍增加。
3、国有企业多元化发展带来新的安全风险
（1）地域多元，由一省一市到跨区域、跨省界甚至国界生产经营；
（2）产业多元，由一个高危行业转入多个高危行业；
（3）股权多元，由单一投资主体向多个投资主体转变。
企业迅猛扩张，加之背上资源整合矿井包袱，企业管理力量、技术力量被摊薄的问题十分突出。7大省属煤炭企业，资源整合前拥有矿井总数111座，现在达到526座，净增415座，增加了4倍。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不仅没有增加，有的还在流失。这些都对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4、老矿井安全风险急剧增加
（1）生产系统复杂、战线长、作业点多，采场变化频繁，造成井下同时作业人员多，安全管理难度大；
（2）矿井延伸到深部开采，水压、地压、瓦斯压力都相应增加，约有50%的矿井处于带压开采，隐蔽致灾因素日趋显现；
（3）成本高、人员多、包袱重、亏损大，保矿保生存的压力极大，安全投入没有资金保障。
5、瓦斯治理和水害防治任务更加艰巨
（1）全省大部分煤矿瓦斯、水患灾害严重。历史上我省煤矿瓦斯事故多于水害事故，近年来水害事故多于瓦斯事故。
从2010年至今，全省煤矿发生较大以上事故35起，死亡234人。其中，瓦斯事故11起、占31.4%，死亡60人、占25.6%；水害事故15起、占42.9%，死亡135人、占57.7%。合计事故起数占74.3%，死亡人数占83.3%。
（2）部分煤矿在瓦斯治理方面仍然存在认识不到位、规定不落实、抽采不达标以及“抽、掘、采”失衡情况。
（3）防治水工作缺专业技术人员、缺专业物探施工人员、缺专业钻探施工人员的问题十分突出。
6、大量整合矿井、建设项目即将投产带来安全风险。
（1）作业环境、采掘设备和现场人员处于磨合期，对安全风险的把控能力不强。
（2）矿井出煤欲望强烈，急于创效，边建设边生产，甚至可能超能力生产。
“五大误解”：从“宠儿”的荣耀到“弃儿”的困境
煤炭一度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粮食”，煤炭工业一度被视为国家建设的“功臣”，煤炭企业一度被当成共和国的“宠儿”，山西煤炭工业一度被当成中国煤炭工业的“长子”。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产煤153亿吨，占全国的1/4，净调出104亿吨，占全国的3/4，焦炭产量和外调量分别占全国40%和60%，山西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山西人民为之自豪：“山西的煤点亮了全国一半的灯，烧热了华北一半的炕”。
然而，弹指一挥间，昔日救命的“粮食”变成了今日愁人的“过剩品”，昔日荣耀的“功臣”变成了今日千夫所指的“污染源”，昔日备受娇宠的“宠儿”也似乎变成了不受待见的“弃儿”。山西煤炭行业更是处在严寒之中，成为三晋大地因煤而困的“祸首”，还被贴上了血煤、腐败等负面标签。
煤炭行业几多忧愁、几多无奈。痛定思痛，煤炭终究还是资源，在资源日趋短缺的大趋势下，今日的相对过剩，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其中既有宏观产业调控失调的因素，也有企业家头脑发热、大干快上的原因。从而导致今日煤炭行业几多被人误解的尴尬境遇。
当前，亟需大力破除强加给煤炭行业的“五大误解”：
一是亟需破除“煤炭产业是夕阳产业、处于穷途末路”的误解。“今天的市场很残酷，明天更残酷，但后天很美好。”从近期看，煤炭行业形势不会好转，这一轮煤炭行业危机根本原因在于煤炭产能相对过剩。消化煤炭过剩产能、恢复合理社会库存，实现煤炭供需平衡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只有一批相对落后的煤炭企业倒闭，资源积聚到少数优势企业手中，此次煤炭行业危机才能结束。从长远看，虽然我国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煤炭产业将面临替代能源冲击的重大挑战，但煤炭仍然是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中最重要的基石。因为我国能源储量“富煤、缺油、少气”的秉赋特性，决定了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将长期是主要能源。煤炭在能源中的主体地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
做出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煤炭是我国最丰富的能源资源，占我国已探明化石能源资源总量的94%左右；煤炭是我国最经济的能源资源，目前价格是石油的1/9、天然气的1/3左右；煤炭是最安全的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极低；煤炭是最可靠的能源资源，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的比重仅能提高到15%左右，短期内大幅提高还有难度；煤炭是可以清洁利用的能源，“煤炭是个宝，关键要用好”。正如核能，用不好照样会产生重大污染和安全威胁。
因此，面对困境，我们必须多一分清醒，多一分理性。就山西而言，煤炭过去是、现在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和一笔祖辈留下的宝贵财富，而决不是负担、决不是包袱，决不是什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二是亟需破除“煤炭过剩是全面过剩、没有出路”的误解。以山西为例，煤炭产量连续多年持续增长，2000年全省煤炭产量为2.46亿吨，“十一五”末即2010年达到7.41亿吨，2015年达到9.7亿吨。2015年的产量比2000年增长了294.3%，年均增长19.62%，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从而导致煤炭产能过剩。这其中尤其是“黄金十年”时期受利益驱动，有相当大的产能是落后产能、不安全产能、非法违法产能。从2000年至2015年，全省煤矿年均发生死亡事故101起、年均死亡273人，虽然百万吨死亡率持续走低，但死亡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的绝对值仍然令人哀痛。因此，当前的产能过剩是一种包含落后产能、不安全产能、非法违法产能的相对过剩，如果要谈“去煤化”，那就要正本清源，坚定不移地“去落后产能、去不安全产能、去非法违法产能”。
三是亟需破除“煤矿生产意味着生产事故，只要挖煤就要死人”的误解。要重树煤矿企业的社会形象，坚定不移地走安全发展之路。特别是要牢固树立煤矿安全生产“零死亡”的理念。2014年，全国1.1万多个煤矿发生死亡事故的有489个，占矿井总数的4.54%，95.46%的煤矿实现了“零死亡”;山西省1079个煤矿发生死亡事故的有26个，占矿井总数的2.4%，97.6%的煤矿实现了“零死亡”。2015年，山西省1079个煤矿发生死亡事故的有28个，占总数的2.6%，97.4%的煤矿实现了“零死亡”。
四是亟需破除“煤矿生产粗累脏险、煤矿职工低人一等”的误解。要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煤之路，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加快推进煤炭产业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进一步提升煤炭行业的科技贡献率;坚持以人为本，持续改善煤矿职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煤矿职工的幸福指数，不断增强煤炭行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五是亟需破除“煤炭就是污染物、煤矿等同于污染源”的误解。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绿煤战略”，加快煤炭产业向“清洁低碳型”转变。煤炭资源本身不会造成污染，煤炭完全可以实现绿色生产、绿色应用、绿色发展。中国煤炭工业正努力由黑变绿——矿井规模普遍提升，安全生产水平整体提高，地表沉陷治理规模不断扩大，洁净煤利用技术已经成熟。中国煤炭产业正在凤凰涅槃——市场低迷有助于优胜劣汰，环保重压有助于产业升级。“背水一战”不等于“走投无路”，必须打破谈煤色变的偏见。对此，山西人当自醒，煤炭人当自强。
“六型转变”：置之死地而后生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希望往往就在绝望中孕育，生机往往就在死地中潜伏。山西煤炭产业要成功实现绝地突围，在坚定信心的基础上，必须谋定而动。对此，山西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对症下药，做出了“革命兴煤、六型转变”的战略决策，即：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全面创新为支撑，着力推进煤炭及其相关产业向市场主导型、清洁低碳型、集约高效型、延伸循环型、生态环保型、安全保障型转变，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走出一条具有山西特色的“六型转变”革命兴煤新路子。 “六型转变”找准了山西煤炭产业脱胎换骨、转型升级的“命门”和“生路”，煤炭产业要重获新生，就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壮士断腕的意志力奋起自救，强力推进。
在实施“六型转变”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四点：
1、要树立“大安全观”。也就是要站在行业安全、系统安全、本质安全、源头安全、内生安全的高度来谋划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煤炭产业的发展；没有发展，也没有煤矿安全保障水平的提升。安全为了发展，不能为安全而安全；发展必须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特别是必须牢固树立“越是困难越要抓安全，抓不好安全更困难”的思想，站在整个产业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的高度，统筹谋划煤炭产业的转型发展。只有整个产业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煤矿安全工作才能跃升到一个更高水平。
2、要善抓大经营。也就是以市场化理念和方式营造经营煤炭的大环境，做足做好经营煤炭这篇大文章。
第一，经营煤炭资源。国家已经实行了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并且资源价款由从量计征改为了从价计征，这是国家和政府层面上的经营资源。山西煤炭资源，经过前些年的重组整合，全省煤炭主要资源和优势资源已经集中到了国有或国有控股煤炭企业手中。但整合后，由于正赶上煤炭市场下滑等原因，有相当部分的资源成为了“休克”资源。如何通过经营手段，激活这部分“休克”资源，变“僵体”为“活躯”，值得研究思考。
在经营煤炭资源方面，内蒙古非常成功。内蒙古是后起的煤炭大产区，但内蒙古基本没有本土成长起来的煤炭大企业，而是通过经营资源，吸引了全国的优势煤炭企业参与开发，因此在煤矿建设规模、技术管理、安全状况等方面，都是建立在高起点上的，一度成为全国“第一”。山西恰恰相反，主要是本土煤炭企业，大都是传统的老煤矿，而且有的还习惯于以“老大”“正宗”自居，引入的外省先进经验不够，引入外省优势煤炭企业较少。在这方面，值得进行研究探索。
第二，经营煤炭资产。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是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目前山西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主要原因在于资源资产成为企业运营的羁绊。前几年煤炭资源整合主体收购煤矿和投入基本建设的资金大多来源于银行贷款，致使企业背负着非常沉重的财务负担。
经营煤炭资产，就是努力推进煤炭企业集团整体上市（中央国企改革方案指明的方向）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大力推进煤炭企业煤与煤、煤与电互相参股持股发展混合所有制，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拓展证券化运作渠道，创新煤炭金融产品，鼓励煤炭企业债务重组，支持企业跨区域、跨领域并购重组和国有产权跨区域、跨领域流转，把“死”资产变成“活”资本。
第三，经营煤炭市场。创新交易方式，构建煤炭现代市场体系。以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为依托，进一步完善交易平台功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吸引国内外煤炭供需双方进入交易平台，不断扩大交易规模，并不断探索煤炭期货市场，引领市场发展。特别是对山西在全国产量和含量都占有绝对优势的焦煤、无烟煤等稀缺煤种，引导企业适当控制产量，根据供求关系调节市场价格，取得市场话语权。
第四，经营煤炭流通。任何商品，真正有话语权的不在生产环节，也不在应用领域，而是在流通领域。晋商能够通达天下，主要在物资和货币流通。山西煤炭流通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晋陕蒙三角地丰富的煤炭储量和居于华中要塞的地理交通位置，经营煤炭流通得天独厚，应积极发展现代化、专业化煤炭物流企业，形成集铁路、公路港口、航运于一体的大物流服务体系。山西应积极探索建立包括资源储备、产能储备和现货储备等多种形式相联贯的战略储备体系，发挥季节调峰、价格调节和应急保障的作用。
3、要抢夺话语权。山西最大的优势为煤炭资源，在全国储量最多、品种最全、产能最大，历史上贡献最大。但是，山西煤炭在全国煤炭市场上的话语权却赶不上神华集团一个企业。神华集团煤炭产能只有2亿吨、经营煤炭4亿吨，但能在全国煤炭市场产生“蝴蝶效应”。山西煤炭产能10亿吨，但在全国煤炭市场却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山西煤炭企业利益乃至我省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在国内，只有我省的煤炭资源条件和省管企业规模，可能组建在全国具有市场主导权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
我们应该采取行政引导、市场主导的方式，进一步提升煤炭产业集中度。对全省煤炭资源进行再整合，对省属七大集团进行重组，组建煤炭企业航母。发挥煤炭交易中心、煤炭运销集团、煤炭进出口集团的市场优势，强化煤炭交易功能，重组大型、特大型煤炭运输销售集团。同时，应择优发展煤炭骨干矿井。充分利用我省资源优势，结合煤炭大集团组建，推动实施一个矿区一个开发主体，建设大型现代化矿井，争取建成若干个千万吨级现代化煤炭产业群。
4、要造就大企业家。有道是，中国的教育不缺大学，缺的是大教育家。当今的山西煤炭，也不缺大企业，缺的是大企业家。大企业家，是一个行业的领袖，能够极大地引领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时势造英雄。山西煤炭产业要摆脱困境，时代也在急切地呼唤大企业家。作为政府有责任担负起培养、造就大企业家的历史责任。当务之急是要让企业家回归市场，给企业家松绑减负，还原其职业经理人的本质属性，特别是要深化省属煤炭企业改革，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变国有煤炭企业负责人“亦官亦商”的角色定位，由企业经营者向职业企业家转变，培养一大批职业企业家，造就并推出一批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煤炭行业领军人物，重树现代版的晋商形象，使太原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煤炭交易中心，而且成为中国煤炭行业风起云涌的风向标，成为中国煤炭行业大企业家辈出的发祥地。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坚定地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山西煤炭产业一定能够绝地重生，实现华丽转身！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