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矿才有了我们这一家子，从当初我自己过来支援，现在家里19口人，马上要有第20口人了。”俞学恭一家三代都是煤矿工人，按他的算法，家里19口人有15口人在矿上工作。无论是从艰苦开垦还是到黄金十年，再到如今的短暂不景气，俞老一家人心里虽有起伏，但对于这个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和富足生活的行业，仍然感情深厚。“不管未来如何，我们对煤矿的深厚感情一直未变。”

　　一人当好几个人使

　　地上、地下都开荒掘进

　　越过一座座煤山，鲍店煤矿家属院豁然出现在眼前。

　　家属院里，第一批矿工盖得家属楼，一排连着一排，保留了上世纪80年代国企家属院的典型风格，俞学恭就住在这里。

　　与邹城城区类似，这里的超市、饭店、银行、医院一应俱全。从1986年开始，两万多个矿工家庭不断充实着这座“矿城”。

　　“1986年6月10日，鲍店煤矿投产，我们第一个月按期完成任务、安全无事故。”俞学恭说起30年前鲍店煤矿刚投产时的情景神采飞扬。

　　他是鲍店煤矿第一批煤矿工人，1984年从滕州来到这里援建。“当时这里是未开采的新矿，我们既当矿工，建井道、装设备，又当瓦工，建厂区、宿舍区，在地上和地下同时开荒掘进。巷道最低只有400毫米，只能平躺下头朝内、双腿使劲蹬着前进。”俞学恭说。

　　辛勤的付出换来产量上升，工人们的工资也从30元、40元、50元逐渐涨到90元、300元……1989年，俞学恭分到职工福利房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和三个儿子从老家接来，从此一家五口人从农村小平房住进70多平方米的大楼房，农业户口也转成非农户口。

　　2000年，俞学恭又搬进三室一厅的矿区新家，把黑白小电视换成29寸的大彩电，老桌椅换成全新的八仙桌和联邦椅，还添置了一台立式空调。“那时候能买上空调的，除了矿工家庭就是暴发户，普通家庭有彩电的都不多。”俞学恭有些耳背，和人聊天时要靠助听器才听得清。

　　矿二代赶上好时候

　　待遇好吃穿啥都不愁

　　上世纪90年代，全国煤矿行业一片红火。鲍店煤矿不断扩大生产面，需要招聘大量工人，本单位职工子女优先录用，俞学恭的三个儿子都在矿上上了班。

　　俞登宽是俞学恭三儿子，进煤矿工作是他从儿时定下的目标。“当上矿工那了不得了，等于吃上公家饭了，吃住都是公家的。”俞登宽说。

　　第一次下井的经历，俞登宽至今难忘。23岁的他第一次穿上工作服、带上安全帽、背上矿灯，与工友下到430米的井下，走进设想过无数遍的黑咕隆咚的井道……虽然气压变化使他呼吸不适，仍挡不住他的兴奋，“像初生的小牛犊一样有干劲儿。”

　　兄弟三人中二哥俞登海最后一个来到矿上上班，从1990年至今一直从事巷修工作。很快他和哥哥、弟弟一样都分到了50多平方米的职工福利房，过上衣食无忧的小日子。

　　“那时候日子过得好啊，工资高、待遇好，矿里经常发米面油、小家电，家家户户都通纯净水，用水、用电都不花钱。”俞登海说，2000年之前矿上流行“十个10”，每到春节前都会发10斤油、10斤肉、10斤带鱼……不愁吃穿还有结余。2001年之后，煤矿效益越来越好，矿上不再发十个10的福利品，而是直接变现加发奖金。

　　2008年，俞登宽的小日子富裕了，花6万多元买了辆小汽车。很快，两个哥哥家也买了小汽车，一家人到父母家来聚会时，门口一停就是三四辆车，很拉风。

　　矿三代就业遇波折

　　工资虽下降干着带劲

　　1983年出生的俞长明是俞学恭的长孙。2002年淄博技校委培毕业后分配到鲍店矿环保中心从事矿区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他是老俞家三代人中唯一一个不下井的。或许一直在地上工作，他比两个弟弟更健谈。

　　长孙顺利就业后，2003年最后一批中专生、2004年最后一批技校生大规模分配后，兖矿集团停止职工子女招工，老二俞登海、老三俞登宽为自家孩子的工作犯起愁。

　　2008年5月集团恢复招工政策，一家人急忙让当年大专毕业的俞长胜报了名。后来，他如愿分配到鲍店矿，成为一名掘进工。1992年出生的俞长儒是老三俞登宽的儿子。2011年高中毕业时，一家人紧急商议，毅然决定参加招工，这一决议也让俞长儒搭上了集团的最后一批招工。至此，一家三代都成了鲍店矿的工人。

　　“我上班定岗以后，每个月能领七八千元。后来许多在外工作的同学们听说矿上招工，都赶忙辞职回来。”1987年出生的俞长胜已经在采掘岗位上干了8年，今年春节后，他要成为第二个孩子的父亲了。

　　2011年开始，煤炭行业步入萧条期。年龄最小的俞长儒的工资从1万元降到现在的5000元。“钱少了，活还是照样干。”俞长儒说，尽管如此，他并不后悔当时的选择。

　　煤炭市场有所回暖

　　工资涨了全家人高兴

　　工资的下降让一家人开始盘算着过日子。

　　“原来花钱大手大脚，买衣服什么的不疼乎钱。”余登海说。

　　工友闲谈或是家庭聚会时，大家谈论的话题从之前的谁的奖金高、领的工资高，到现在的谁内退了，谁出去做生意了。这两三年，陆续开始有人从这座矿城里走出去。

　　“走得那些人，大部分是招来的大学生，他们对鲍店的感情没有我们深厚。”俞登海尽管在井下任劳任怨地干了27年，他说从没想过离开矿区，也没想过让儿子离开。

　　“离开了能干什么？”俞登海说不清楚，“我们老辈儿就干这个，我算是子承父业，我的儿子又子承父业。矿山就是我们的靠山，没有煤矿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家。”

　　2016年下半年，煤炭市场有所回暖，这直接体现在工资上。“这两个月都加发了工资，上个月加发了一千元。”说起这些，笑容重回一家人脸上，不过，俞长胜和叔伯兄弟们知道，煤炭市场危机还没有过去。但是作为煤三代，他们对兖矿的明天依然信心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