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本报记者 武晓娟）
在产矿震灾害矿井达132对
中国能源报：矿震“后遗症”不断凸显，其危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袁亮：部分矿震会造成井下采掘空间破坏及设备损伤与人员伤亡，诱发矿井瓦斯事故、水害及顶板事故等次生灾害。强烈的矿震灾害还能造成地表建筑剧烈震动甚至损坏，严重威胁矿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导致矿震由采矿安全问题演化为公共安全问题。同时，矿震是影响矿山安全精准开采的重要因素。
中国能源报：我国受矿震灾害影响的矿井有多少？
袁亮：截至2020年12月，我国仍有132对在产矿震灾害矿井，涉及至少195个可采煤层，分布在20个省，产能4亿吨/年，占全国煤矿总产能10%以上。随着浅部煤炭资源枯竭及开采强度加大，我国煤矿开采深度正在以每年8-25米的速度向深部延伸，超千米矿井已有60对以上。
煤炭开采深度增加，诱发更强矿震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近年来，矿震致灾事故频发，严重威胁煤矿安全生产。同时，我国还存在许多已有矿震显现、但未纳入矿震灾害管理的矿井，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预防和治理。
面临“三个不足、一个缺乏”的挑战
中国能源报：我国在矿震灾害治理工作方面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
袁亮：随着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保障机制进一步优化，我国针对矿震灾害治理也探索出一条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具有安全精准特点的治理路子：坚持源头治理，推动“有震无灾、有冲无伤、可防可控、安全产量”；注重精准检测，加强矿井“新基建”建设，在灾害监测上利用矿震监测系统对全矿井24小时实时监测；贯彻系统观念，在灾害防治上坚持通过减小应力集中、加强巷道抗震防冲支护等防治方法，推动科学治理、系统治理，降低近场矿震危害。
中国能源报：我国在矿震治理工作面临哪些挑战？
袁亮：我国矿震灾害治理工作虽取得巨大进步，但还面临矿震灾害治理基础研究不足、矿震灾害精准预警不足、矿震防治技术支撑覆盖面不足、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支撑等“三个不足、一个缺乏”的挑战。如：我国矿井矿震灾害监测装备70%以上依赖进口，软件操作系统交融性差，矿震监测数据未得到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严重制约矿震灾害监测预警准确性；矿震灾害研究方向研究生，全国仅有约160名博士、340名硕士，几乎全部就职于高校科研院所，人才供给与需求结构错配严重，极大制约了煤矿企业矿震灾害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
将矿震灾害纳入核定产能决定因素
中国能源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袁亮：我建议，一方面，将煤矿矿震灾害程度及治理能力作为核定煤矿产能的决定因素之一，具备“一票否决”效力，科学核定新建矿井产能、降低矿震风险较大的已建矿井开采强度。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矿井设计政策标准，提高标准的引领性和指导性，从源头上避免不当设计及不合理采掘顺序造成的矿震灾害，增强矿震灾害治理的强制性和约束性。此外，要加强矿震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和专业人才培养，加大国家科研项目和平台支持力度，开展示范工程建设，支持高校布局建设相关学科专业。
中国能源报：“十四五”开局之年，为解决矿震问题应做好哪些科学规划？
袁亮：“十四五”期间，要发挥制度优势，发挥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导向作用，在矿震灾害治理领域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完善矿震治理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加强矿震灾害防治基础理论研究，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矿震监测预测技术及装备、推动现代信息、材料、先进制造技术和矿震灾害治理融合发展，从源头创新和技术进步解决矿震灾害治理的重大问题和挑战。
